1956年的南京，深冬时节寒风刺骨，街头的梧桐叶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曳。夫子庙附近的一条小巷口，一个衣衫单薄的老人蜷缩在简易的铁皮棚下，面前摆着一个小小的烟摊，几包廉价香烟整齐地摆放在木板上，旁边放着一个豁口的搪瓷缸，里面盛着半缸凉透的茶水。老人双手冻得通红，不停地搓着双手取暖，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沧桑。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街头摆烟摊、连一件御寒冬衣都置办不起的老人，曾经是蒋介石倚重的大特务，是英国巡捕房的座上宾，更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叫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别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交友广泛，是民国时期上海滩有名的“日本通”。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曾身居高位、风光无限的人，会在晚年沦落至如此境地。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曾任职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人，后来却得到了我党特殊照顾，每月能领到100元生活费——在那个人均月工资不足50元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补助。一个国民党特务，为何会沦落至贫困潦倒？又为何能得到我党如此特别的关照？这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数十年的隐秘往事，一段关于信仰、忠诚与坚守的传奇。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势力交织博弈，上海滩更是鱼龙混杂，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主战场。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日期间，他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对革命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同。回国后，他凭借流利的日语和豪爽的性情，很快结识了各界人士，其中就包括顾顺章、陈养山等共产党朋友，这些人后来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关键人物。
五卅运动期间，杨登瀛积极参与其中，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也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与无能。他内心深处始终欣赏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奔走呐喊的革命者，也渴望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实事，只是彼时的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
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共产党的侦查和打击，陈立夫和杨剑虹奉命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并在上海秘密组建侦探机构，四处物色合适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需要具备社会关系复杂、人脉广泛、外语流利等条件，能够在各方势力中周旋，而杨登瀛，恰好符合所有要求。
杨剑虹与杨登瀛同为广东老乡，五卅运动时便已结识，两人往来密切。权衡再三，杨剑虹向陈立夫推荐了杨登瀛，认为他是担任上海侦探机构负责人的天造地设的人选。很快，杨登瀛被国民党招募，当他得知自己的核心任务是追查、逮捕共产党人时，内心陷入了巨大的挣扎与痛苦。
杨登瀛早已看透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也深知共产党人是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不愿成为国民党镇压革命的工具，更不愿亲手伤害那些为理想奔走的革命者。但他也清楚，一旦拒绝，自己和家人都可能面临杀身之祸。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杨登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暗中帮助共产党，为我党提供情报，保护革命者的安全。
正式上任前，杨登瀛悄悄找到了老友陈养山——彼时陈养山已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负责上海地区的地下情报工作。见到陈养山后，杨登瀛没有丝毫隐瞒，亲手将一份国民党刚刚制定的搜捕共产党人的名单递了过去，郑重地说：“我不能帮着国民党残害革命同志，以后我掌握的所有情报，都会及时提供给我党，尽我所能保护大家。”
杨登瀛心里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旦身份暴露，他必将死于非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家人。但他没有退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陈养山深知此事事关重大，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
当时，周恩来总理负责我党隐蔽战线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他认为，能够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样的核心反共机关内安插一个内线，对我党隐蔽战线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于是，周恩来特意委派陈赓与陈养山见面，负责与杨登瀛建立联系，领导他的工作。
1928年5月，上海一家隐蔽的咖啡馆里，杨登瀛与陈赓正式见面。这是一次秘密会面，没有多余的寒暄，两人直奔主题。陈赓向杨登瀛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了双方的合作方式，约定由陈赓对杨登瀛进行单线领导，杨登瀛则负责收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及时传递给陈赓。就这样，杨登瀛成为我党在国民党反共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个内线，从此踏上了一条行走在光明与黑暗边缘的隐秘之路。
这条隐秘之路，充满了惊险与未知。杨登瀛既要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站稳脚跟，取得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的信任，又要暗中为我党传递情报，保护革命者，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招来杀身之祸。为了让杨登瀛能够顺利开展工作，陈赓可谓煞费苦心。
陈赓特意向中共中央申请了一笔专项经费，让杨登瀛用来打通国民党高层的人情往来，结交权贵，提升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地位。同时，为了让杨登瀛“立功”，获得国民党的重用，陈赓还故意透露一些我党早已废弃的机关地址和无关紧要的情报，让杨登瀛“破案”，以此获得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的信任。
杨登瀛凭借自己的智慧和人脉，加上陈赓的精心安排，很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站稳了脚跟。他为人豪爽，善于周旋，很快就赢得了国民党高层的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亲笔签下任命，授予杨登瀛“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的手令，杨登瀛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也就是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这份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欺压革命者、谋取私利的工具，但对于杨登瀛来说，却是保护革命者的最好掩护。成为上海特务组织最高负责人后，他能够接触到国民党最核心的反共情报，也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暗中保护共产党人，阻止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行动。
除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站稳脚跟，杨登瀛还积极与英国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便利。当时，上海的租界是各方势力的缓冲区，英国巡捕房在租界内拥有很大的权力，很多共产党人的地下机关都设立在租界内。
有一次，英国巡捕房的两名巡捕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英方十分着急，却又束手无策。英巡捕房政治部探长兰普逊和帮办谭绍良得知杨登瀛的老上司钱大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便找到杨登瀛，希望他出面帮忙。杨登瀛二话不说，立刻通过钱大钧的关系，协调释放了两名英国巡捕。
事后，兰普逊让谭绍良拿200银元作为“感谢费”送给杨登瀛，却被杨登瀛婉言拒绝。他淡淡一笑说：“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谈钱就见外了。”这件事让兰普逊对杨登瀛刮目相看，也对他多了几分信任。
后来，兰普逊想弄齐淞沪警备司令部各处和缉毒队的印签式样，方便开展工作，便再次找到杨登瀛求助。杨登瀛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顺利弄齐了所有印签式样，交给了兰普逊。为了感谢杨登瀛的帮助，也为了进一步拉拢他，兰普逊授予杨登瀛一项特权：遇到紧急案件，不需要任何逮捕手续，可以直接抓人。
从此，杨登瀛与英国巡捕房的关系愈发密切，兰普逊遇到大案要案都会找他商量，还请他担任英、法巡捕房的顾问，情报和资料都与他共享。杨登瀛也借此机会，从英国巡捕房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及时传递给陈赓，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在杨登瀛的暗中协助下，陈赓总能在第一时间拿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巡捕房的搜捕情报，及时组织我党地下机关和革命者疏散转移，多次挫败了敌人的搜捕计划。杨登瀛隐身幕后，默默付出，没有人知道他的功绩，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除了传递情报、协助疏散革命者，杨登瀛还多次出手，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人，侦查叛徒行踪，立下了汗马功劳。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公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新闸路经远里12号，将在白鑫家中召开秘密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全部押走。陈赓通过杨登瀛很快查明，告密者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
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决定严惩叛徒，以震慑敌人。杨登瀛主动出击，多方打探，最终获取了白鑫将于11月11日离开上海逃往意大利的行程计划，并及时将情报传递给陈赓。当晚11时，我党隐蔽战线的战士在杨登瀛提供的情报指引下，在白鑫离开上海的必经之路将其击毙，成功完成了锄奸任务，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1931年，顾顺章叛变，陈赓没成功劝说杨登瀛离开上海，出主意说万一被抓，就反咬顾顺章，别的什么都不要多说，还下保证说：“将来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当天下午，杨登瀛被捕。
杨登瀛和陈赓先后被关押在同一处，狱中，他悄悄托关系照顾陈赓，自己则守口如瓶。半年多后，杨登瀛被老上司保释出狱，此后再也没有回到特工体系，与我党的联系也中断了。
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已挣扎在贫困线上，曾经无比辉煌的他，靠摆摊卖纸烟、茶水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51年，全国开展“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机关任职过的人员，都必须到公安机关登记备案，接受审查。当时，杨登瀛认为自己当年为我党做过很多事，是有功之臣，不需要登记备案，便没有去公安机关登记。他以为，我党会记得他的功劳，会理解他的处境，可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他再次陷入了困境。
登记期限一到，由于没有按时登记，杨登瀛被公安机关逮捕。审讯期间，杨登瀛向办案人员详细讲述了自己当年暗中帮助我党、传递情报、保护革命者的往事，他神情坦然，问心无愧地说：“我虽然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位共产党人，反而尽我所能保护大家，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共产党。”
办案人员得知杨登瀛的往事後，十分重视，立刻将相关情况上报。当时，陈赓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得知杨登瀛被逮捕的消息后，十分着急，立刻亲自出面，为杨登瀛出具证明，详细说明了杨登瀛当年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做出的贡献，证明他是我党可靠的内线，是有功之臣。
在陈赓的证明和多方协调下，人民法院对杨登瀛从宽处置，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很快就将他释放。1954年，走投无路的杨登瀛，想起了陈赓当年的承诺，鼓起勇气，给陈赓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晚年的困境，希望陈赓能够给予自己一些照顾，帮助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
陈赓收到杨登瀛的信后，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也没有忘记杨登瀛当年为我党做出的贡献。他深知，杨登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传递情报、保护革命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晚年贫困潦倒，我党理应给予他照顾和回报。
经过慎重考虑，陈赓做出决定，指示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向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帮助他和家人改善生活。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车，将杨登瀛接到北京，陈赓亲自接见了他。见面后，陈赓紧紧握住杨登瀛的手，愧疚地说：“老杨，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这些年，是我们忽略了你。”
杨登瀛看着眼前的陈赓，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几十年的委屈、艰辛与孤独，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他哽咽着说：“陈将军，我没有怪你们，我知道你们忙，我只是没想到，你们还能记得我，还能记得当年的承诺。”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杨登瀛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足够他和家人维持基本的生活，再也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也终于能置办一件御寒的冬衣。杨登瀛十分感激我党和陈赓的照顾，他常常对家人说：“共产党没有忘记我，陈赓将军没有忘记我，我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1969年12月，杨登瀛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临终前，他紧紧握着家人的手，轻声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对不起共产党，我守住了自己的良心，守护了我想守护的人，我死而无憾了。”
参考资料
1. 《双面“通天”谍 实我同路人》，人民网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2021年4月
2.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穆欣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3. 《陈赓传》，陈赓传记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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