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4月29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入选的10个项目时间跨越12万年，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地区，从史前遗址群到历史时期都城遗存，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的博大气象，也是我国考古事业交上的年度答卷。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国内独一无二的黑矅岩石器工业体系
项目团队对长白山地区进行了超10万平方千米的调查，尤其是对和龙大洞、和龙吉地、和龙上天洞、抚松枫林、桦甸寿山仙人洞5处核心遗址开展科学发掘，首次构建起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考古证明了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说。
遗址群最鲜明的文化标签，是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的石器工业体系。长白山频繁的火山活动，孕育出质地坚硬、结构均匀的黑曜岩（火山玻璃），是旧石器时代最为理想的石器原料之一，由此形成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
与此同时，遗址中也发现了来自其他地区的黑曜岩原料，形成双向跨区域资源流通网络，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关键缺环。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
裴李岗遗址所在的嵩山东麓，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区域。
项目负责人李永强介绍，本轮发掘首次在遗址下层确认了内涵丰富、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其中，中原地区最早的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场所，还原出古人“手工DIY”的生活场景。鸵鸟蛋壳串珠及染色行为，展现了古人审美的萌芽。
距今8000至7600年的裴李岗遗存中，最具特色的遗物当数那些神态各异、造型朴拙的人面陶塑。李永强介绍，这些陶塑可能有一定巫术功能。其中的“介”字形冠人面獠牙像，让人联想到高庙文化的獠牙神面，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除了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本次发掘还发现了若干之“最”：最早的红烧土房屋建筑遗迹，是仰韶红烧土房屋建筑源头；北方地区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最早的小口尖底瓶，确认了最早以尖底器进行酿酒实践的证据。陈星灿表示，“以酒器随葬在裴李岗时期形成固定葬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而将酿酒用于日常生活及丧葬仪式，是稻作农业传播的重要文化动因。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红山文化河北版图的代表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项目负责人张晓峥介绍，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年代距今约5300至4800年。
这一发现连同在张家口地区发现的270余座积石冢与80多处遗址，共同改写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既有认知：不仅将其历史轴线延长至距今4800年，向后延伸了近200年，更将其分布范围向西南推进了数百公里，揭示其由东北向西南迁徙、发展的新趋势。
以郑家沟遗址为代表的这批遗存兼具多元文化因素，展现出红山文化晚期不同人群间交流融合的图景。遗存中既有红山文化典型玉器，又包含带有庙底沟文化特征的彩陶。源于中原的“玫瑰花”纹饰彩陶与源于辽西的“龙”形玉器在此相遇，实证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交流的“三岔口”。
“近年在冀西北地区新发现的200余座积石冢，使得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突破了以往学界认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距今五千年前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都邑
在甘肃省庆阳市董志塬上，考古学者揭开了一座距今五千年前后黄土高原的都邑聚落面貌。
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的遗址，相当于8个故宫的面积，其多圈层结构生动体现了“择中而居”的古老理念：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其外围环绕着约230万平方米的主体区，形成众星捧月般的拱卫之势；再向外，100平方千米之内的遗址周边台塬地带则分布着多处遗址点，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以南佐遗址都邑聚落为核心的南佐遗址群。
核心区由九座大型夯土台、大型建筑群和环壕构成。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北部中央、坐北朝南的一号院落。项目负责人陈国科介绍，这座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夯土院落，是中国迄今所见五千年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
赵辉表示，南佐遗址的发现说明，在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并非文明发展的“边缘地带”，这里同样诞生了结构复杂、礼制初现、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早期国家形态，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
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
钟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区钟村辖区内，本次发掘共清理6座夏时期墓葬，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
项目负责人范文谦介绍，墓葬中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强烈表明，太行山西麓可能曾存在一个独立于夏王朝的区域中心。半剖原木葬具，头顶覆贝、身上涂抹朱砂的葬俗，体现了地方文化特色。
科技检测显示，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汇聚：出土的扇贝可能为来自黄渤海的虾夷扇贝，出土的朱砂可能来自湘黔地区，墓葬的葬具和墓祭所用的木材均为本地松木。钟村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嵌片形状与二里头铜牌饰极为相似。“钟村遗址的贵族可能是通过贸易从二里头等地获取了来自远方的奢侈品。”范文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该遗址的发现为衡量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从多重维度完整呈现都城格局
郑州商城遗址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总面积超过10平方千米。
项目负责人杨树刚介绍，新发现的水系、作坊、府库、祭祀等遗存，勾勒出一幅功能划分清晰的内城图景：西南部为仓储功能区，西南角为祭祀场，中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还存在整体设计的大型水网系统，反映了郑州商城按功能分区的布局规划理念。
考古发现从多个维度刷新了我们对早商国家的认知：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府库”类夯土建筑基址群，可能是当时的“国家仓库”，为研究早商国家物资储备体系、都城经济管理方式提供了关键实证；首次揭露的大型城市水网，由改造的自然河道与人工沟渠构成，配有石砌挡水墙与分流设施，体现古人超前的城市规划智慧。
科技分析进一步揭示，郑州商城掌握的铜矿资源已经远及长江中游的赣北地区，这表明早商时期已形成以郑州商城为中心、覆盖多区域的战略性资源远距离流通网络。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西周采邑制度的“关中东部样本”
长春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长春村，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
项目负责人李彦峰介绍，遗址具有大型公共墓地、大规模居址、“多宫格”聚落布局及专门的手工业功能区，结合西周“畿内无封国”的研究共识推断，其应是西周王畿内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采邑是周天子分赐给卿、大夫的土地，同时包括土地上的农民。经流域系统调查，西周中晚期石川河流域分布有约40处聚落，而长春遗址规模最大，应是唯一的中心聚落。其位于扼守王畿北部连接黄土高原的重要通道上，“这体现了加强区域治理、拱卫丰镐王都的战略需要”。王巍说。
遗址的居址区域规模达200万平方米，特别是发现了由“三横四纵”7条大型人工沟渠构成的规整水网，将居址划分成“多宫格”式聚落布局，这在以往西周聚落中未曾发现。
长春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样本”。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东部地区最早、最大的秦代国家工程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三面临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
据文献记载，琅琊与周代齐国“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等历史事件有关。项目负责人吕凯介绍，该遗址是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证实文献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筑“琅琊台”的记载，也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
山顶高台建筑从何看出等级高？从其排水设施可窥见一斑。吕凯介绍，山顶建筑规划有完善的室内外排水系统，由地下管道和地面明沟构成。规划有序的排水系统展示了秦朝的国家治理和工程技术水平。此外，遗址出土了大量建筑类遗物，其中精美的秦代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都属于高等级建筑构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表示，作为目前发现的我国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朝国家工程，琅琊台不仅实证了秦皇汉武东巡的历史，更以实物遗存集中展现了统一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罕见的城市演化样本
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绍兴古城南部。考古发掘证实，这里不仅是古越国都城，也是汉六朝会稽郡治核心区。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实证了古城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发展史。
项目负责人李龙彬介绍，在绍兴古城南部揭示的宫台建筑、祭祀场所、城墙遗迹等一系列越国重要遗存，实证了越王勾践公元前490年建都绍兴的历史，为探寻越国都城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塔山和畅坊祭祀场所，是首次发现性质明确的越国“国家祭坛”，为研究越国礼制演变提供了确凿实证。祭祀沟内分布大量覆盖编织物的印纹硬陶坛、罐、原始瓷碗、杯、锡戈等祭器，还发现了龟甲和石磬。这些细节活化了《越绝书》中越王勾践举行国家祭祀的历史场景。
本次考古首次在绍兴地区发现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官署建筑和官营手工业遗存。出土的“会稽郡壁”铭文砖、“山阴守褒”封检等大量文字遗物，实证了遗址的官署性质。
考古还发现，东周和汉六朝时期建筑均采用了地下木构基础与地上台基相结合的营造方式。霍巍指出，这是“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罕见城市演化样本，为研究中国多民族统一过程中古代地方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西夏皇室御用窑场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深谷腹地，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经过系统考古，学者确认其西夏“官窑”性质，揭开了西夏王朝宫廷用瓷生产体系的神秘面纱。
如何确定其西夏官窑性质？项目负责人朱存世介绍：一是多件匣钵戳印“官”字款识；二是98％以上的产品为精细白瓷，其中碗、盘、炉、罐等，与西夏陵、西夏离宫及皇家寺院等跟宫廷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
这座窑，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民族融合的一幅微观缩影。窑址的匠人，汲取了我国南、北方的制瓷智慧，比如使用“黑色胎土+脉石英”的二元配方技术，比元代景德镇窑提早了两个世纪。
此外，在瓷器产品上，也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本次发掘揭露的马蹄形馒头窑及其相关装烧工艺、出土的精细白瓷产品等反映了深厚的北方窑业技术传统；薄胎透影、瓜棱器形与素雅平淡的泛青釉色，烙印着江南审美的清逸基因，蕴含着景德镇的瓷艺精髓；细白瓷质地鸱吻、板瓦及香插等独特器型，则具有鲜明的西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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